第459章 不一样，很不一样
    “若高阙之战爆发，我汉家所需投入的兵力，所需要筹措的粮草——陛下可曾估算过？”
    漫长的沉默之后，韩颓当终于开口发言。
    但碍于自己降将的身份，以及对刘荣的尊重，韩颓当决定不直接提反对意见，而是通过这种委婉的方式，让刘荣知难而退。
    不料这一问，却换来了刘荣自信无比的精确答复。
    “朕，还真算过。”
    略显臭屁的说着，刘恭当即走上前，昂首看向堪舆。
    而后抬手指向高阙，大致虚画了一个圈。
    “高阙，本为匈奴四大氏族之一：呼延氏驻守。”
    “去岁河套-马邑之战过后，匈奴单于庭深知高阙之危，遂将四大氏族中的另外一家：兰氏，也举部调到高阙一线。”
    “除了驻守高阙的这两个部族，共计大约四万兵马外，还有周边部族。”
    …
    “高阙方圆五百里，有部众万人以上、战员五百以上的大小部族，共一十九各，至少可出兵三万。”
    “方圆千里，则有战员千人以上的部族，共五十五个，可出兵六万。”
    “算下来，我汉家倘若强攻高阙，且不能速攻而下，那战起至多七日之后，我汉家要面对的高阙，便会有超十万匈奴骑卒驻守。”
    说到具体的数字，刘荣面上笑意也被逐渐敛去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抹油然而生的严峻和凝重。
    “十万兵马，就算是不擅长攻、守关塞的胡骑，也绝不容小觑。”
    “再加上又高阙为依凭，没有三倍之军，强攻而下便无从谈起。”
    “换而言之，强攻高阙，我汉家至少需要调动三十万人以上的战卒，以及至少两倍数量的民夫、辅兵。”
    “——这，就已是近百万人了。”
    “每月军粮，算上沿途损耗，几近三百万石！”
    …
    “且高阙一战，无论我汉家能否攻夺高阙，将士伤亡，都不会低于二成。”
    “即：战卒伤亡至少六万，民夫伤亡十数万。”
    “这还只是保守估计。”
    “最糟糕的情况，是三十万战卒伤亡近半，逾十万，辅兵、民夫伤亡过半，数以十万计。”
    “如此，我汉家光是战后抚恤，就要用去数十、上百万万钱。”
    言罢，刘荣便转头看向郦寄和栾布，想要看看他们的反应。
    ——这个账，刘荣是按理论值算的。
    实际上会怎么样，还是这些经验丰富的将军们，能得出更准确的范围。
    果不其然。
    刘荣话音刚落，郦寄便不假思索的，精简了刘荣所给出的数据。
    “强攻高阙，有个二十万兵马，当足矣。”
    “余下十万兵马，或可成列于河套西沿线，以免河西生变。”
    “至于军粮——三十万大军，至少倍之的民夫、辅兵，光是吃，每个月便是近二百万石；”
    “又河套山高路远，每一石粮食被运去高阙，或许便要额外付出一石余，来作为运输所费。”
    “如此，便是四百万石每月了……”
    …
    说着，郦寄不由得深吸一口气，勉强说服自己，将兵力投入、军粮耗费这两项暂且抛在脑后。
    可即便去掉这两个大项，余下的部分，也已就让殿内四人胆战心惊。
    尤其是刘荣方才，所提到的：攻打高阙所造成的伤亡，有可能会让汉家在战后，承担起高达上百万万钱的抚恤、补偿负担。
    上百万万钱！
    什么概念？
    ——太宗孝文皇帝曾算过：如果汉家和匈奴人，先后决战三次，且每次都主力尽出，汉家所消耗的钱、粮、用度以及其他投入，总价值大约在四百万万钱。
    也就是说，少府攒够四百万万钱，汉家就可以不去麻烦底层民众、以不加税为前提条件，自费把匈奴人给打掉。
    四百万万钱，前后三个阶段的总决战，每个阶段大约一百四十万万钱。
    换而言之：若强攻高阙，无论成败——一旦伤亡过于巨大，那汉家的战争投入，就很可能超过原计划中，汉家打算用来和匈奴人决战的，最终决战某一阶段的几乎全部成本。
    成本极高，风险极大！
    自然而然的，郦寄、栾布、韩颓当三人，看向高阙的目光也愈发古怪了。
    ——你高阙是个什么东西，非得着我汉家费上百万万钱，去赌一个正面攻破的机会？
    哦，你是幕南门户啊……
    那没事了……
    但即便如此，上百万钱的战后抚恤金额，也实在是多到吓人。
    这会造成什么？
    非常简单。
    当汉匈高阙战役正式打响，但凡是在场这三个老家伙其中一人挂帅，那就必然会在暗中算这笔账。
    当攻打高阙的战事伤亡，达到让汉家损失惨重，陪抚恤金就能赔死的程度时，这三人必定会出于性价比的考虑，而停止攻打高阙。
    不继续打，就不用继续伤亡，从而不断扩大战后需要给出的抚恤金了。
    然而事实，真的如此吗？
    后世人常说，战争时政治的延续，因政治斗争强度溢出而爆发，并为政治而服务。
    但从这一套‘算账’理论，也就是财政、经济——或者说是得失论的角度考虑，战争，往往都是零和博弈。
    即：胜利一方通吃，战败一方全输。
    只要打赢了，那就应有尽有；
    只要战败了，亦是一无所有。
    后世近现代，姨妈巾国便是出于这个原因，而在政权无比艰难的时期，决定孤注一掷，去搏一个‘赢家通吃’的解决，以解决其内部的所有问题。
    具体到高阙，也是一样的道理。
    ——如果汉家拿下高阙，并顺利守住‘高阙’这一核心胜利果实，那与这个战果，高达六位数的战斗减员、高达十一位数的抚恤金总金额，便都是值得的。
    因为有了高阙，等于将来汉家能拥有幕南、河西，乃至更遥远的漠北、西域。
    再多的投入都值得、再多的投入都赚的回。
    反之，一旦高阙没能拿下来，那这场零和博弈失败所引发的连锁反应，也大概率是汉家——至少是如今的汉家所无法承受的剧痛。
    首先第一点，自然还是伤亡。
    为什么要再提一遍伤亡？
    因为战争胜利时的伤亡，和战败后的伤亡，完全就是两码事。
    战争胜利，意味着每一场战斗之后，我方几乎都可以打扫战场。
    阵亡者的遗体、遗物能得到收敛，遗体焚烧后所得的骨灰能送归其家乡——而且还是壮烈牺牲，荣归故里！
    因伤丧失战斗力、行动能力者，也能在打扫战场的过程当中，得到相对较好的处理和诊治。
    运气好的能获救，稍微差点落个残疾，但也好歹能活命。
    实在实在倒霉透顶、伤的太重，才是救不回来。
    反观战争失利呢？
    别说打扫战场了——我方能保住国境线不向内收缩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！
    国境线都悬了，自更别提打扫战场，收敛遗体、遗物，乃至焚烧遗体，移送骨灰回家乡，以‘荣归故里’了。
    绝大多数时候，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牺牲的军人，都无法保全尸身。
    基本就是该烈士生前的上官，登门知会家人一声：你们的儿子/丈夫/父亲，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了。
    然后家人们拿该烈士留在家中的遗物，搞个衣冠冢之类。
    十里八乡的左邻右舍，也不会说某某家的男人是‘为国捐躯的大英雄’，而是会平淡的说：哦，他家男人啊，去打了一场败仗，死战场上了。
    甚至于，不乏会有人将战争的失败，归咎于这些在战争中死去的英烈身上。
    ——能死在战场上，分明就是这个人不够优秀！
    ——这种不优秀的人多了，军队又哪来的战斗力？
    ——没有战斗力，拿什么赢匈奴人？拿头嬴？
    所以，战争胜利或失败，对于阵亡烈士的身后名、哀荣、社会评价，都是有着极为显著的影响的。
    死在一场我方胜利的战争中，那你就是用生命帮助我们取得胜利！
    但死在一场我方失败的战争中，则会有人将死去的你，视作战败的罪魁祸首之一。
    对于这个时代，视名誉胜于生命，尤其视家族声誉，更甚于家族未来的汉人而言，这二者之间的区别，比生死之间的落差都更大。
    ——前者比活着还好，后者，则比全家死绝都还让人接受不能。
    第二点：抚恤制度。
    在绝大多数后世人认知当中，阵亡、伤残将士是否得到抚恤，得到怎样规格的抚恤，得到怎样的社会舆论评价，和战争胜败并无直接关联。
    但在封建时代，二者却是高度关联的。
    原因很简单；
    绝大多数封建王朝，实际上都没有太过健全，且较为正常的阵亡、伤残军人抚恤制度。
    好比当今汉室，在法律层面，就只有太祖高皇帝年间，以律令形式留下的几条规定。
    原文为：士卒从军死者，为槥归其县，县给衣衾棺葬具，祠以少牢，长吏视葬。
    翻译过来就是：士兵在服役期间死去的，用小棺盛其遗体，送归原籍；由籍贯地县衙供应葬衣、葬具，为其进行少牢规格的祭祀；并由县衙最高长官亲自参加葬礼。
    看上去很不错，非常暖心，也解决了许多现实问题。
    但实际上，这条关于阵亡将士的规定，却仅仅只是‘规定’，完全算不上抚恤。
    如第一句：士卒从军死者，为槥归其县。
    ——不然呢？
    ——不给人尸体送回去，难道还要扔在野外发臭发烂，无法入土为安？
    ——真这么干，谁还愿意参军、谁还愿意让家中儿郎去参军？
    这本身就是应该做、不做就要损阴德的基本举措。
    再看第二句：县给衣衾棺葬具，祠以少牢。
    这句倒还行。
    由户籍所在地的县衙，为其提供丧葬用品，并按照少牢规格为其举行祭祀，好歹是了点真金白银，实打实减轻了烈士家属在操持葬礼时，所可能面临的经济压力。
    但这一条的问题在于：无论是以天子名义恩赐的丧葬用屁，还是少牢规格的祭祀所需的‘少牢’，即猪、羊各一头，无一例外，都是地方县衙在出钱。
    中央天子分儿逼不掏，上下嘴皮子一碰，就让地方县衙掏钱，去为天子邀买人心。
    且不说这合不合适、对地方县衙公不公平；
    单就是具体操作时的漏洞，就大到令人无语。
    ——原则上，地方县衙不能违背这条律令，必须履行这条律令所要求的职能。
    但倘若地方县衙，没有履行能力呢？
    倘若地方县衙的财政状况，不足以支撑他们履行这一条律令呢？
    更恶心的是：如果地方县衙的财政状况，可以被粉饰为‘刚好无力承担这笔支出’，那这条由太祖刘邦制定的法律条令，就必然会轮为一纸空文。
    不是不给你，是真没钱呀！
    要不，再等等？
    实在等不及，你就先自掏腰包垫着，好歹先让人入土为安。
    至于丧葬用品、少牢祭祀，等县衙有钱了，都折钱给你。
    什么？
    你问县衙什么时候能有钱？
    那还不是我说有就有，没有也有；我说没有就没有，有也没有嘛……
    丧葬用品、少牢规格的祭祀，都能因为地方县衙‘无力承担’而轮为空谈，自更别提最后那句‘县令参加葬礼’了。
    本官忙得很行不行？
    去郡府开会了行不行？
    实在不济——本官病了，你又能说啥？
    说到底，封建时代的绝大多数时期，阵亡将士能否得到抚恤，完全就是看封建帝王本人的心情。
    心情好了，大手一挥，搞一个集体国葬也是有的；
    心情不好，脑袋一埋装鸵鸟，你也拿他没有任何办法。
    那么，与战争相关的事，是如何影响封建帝王的心情的呢？
    在有关战争的事务当中，什么事最容易、最能直接影响帝王的心情？
    答案，显然是战争的结果。
    打赢了，自然就高兴！
    帝王不单有大手一挥，豪爽抚恤的心气儿，也同样有这个底气——打胜仗赚回来的东西，抚恤能用掉多少？
    反之，打输了，自然就不高兴。
    且不说还有没有心气、心情去搞抚恤——哪怕有，现实条件也未必允许。
    毕竟打输了，经济层面必然是亏炸了的状态。
    哪还有闲钱去抚恤阵亡、伤残者？
    (本章完)